朱悦/文

“军队、间谍与隐私保护，三个世界间，彼此距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远。”

——YashaLevine

围绕互联网，太多问题没有解决；置身未知里，“精神”“基因”或“原则”，常常是答大问题时仅有的倚赖。在隐私这里，两句口号特别出名。一句看似持中，实则乐观：“技术中立”，或曰，侵害隐私者，人也，非技术也。新设备新算法新模式出了问题，都可用这句口号保护下来。第二句就更乐观了：“技术问题，技术解决”；再强势一点，技术是隐私保护的唯一出路。譬如，因泄露监控文件遭通缉的斯诺登，即极力推荐可以隐藏身份的洋葱浏览器。

YashaLevine新作《窥谷：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》（SurveillanceVal－ley：TheSecretMilitaryHistoryoftheInternet），给这分乐观，打上了一层深重的问号。全书宗旨可如此概括：倘若互联网真有“基因”，那也是侵害隐私，而非保护隐私。具言之，互联网的起源，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，源于监控的需要；今日叱咤世界、“不作恶”的科技巨头，与监控者间的关系，总有些难以言说；貌似站在监控者对面、呼吁以技术抗衡之的骇客与隐私保护组织，与监控者之关系，又有些“貌离神合”。理想褪色，乐观的原则黯淡，简单的答案千疮百孔……这是一本有些晦暗的书，这也是一本今后讨论隐私时难以径行绕过的书。对当代读者，启发尤多。

以下将分四部分介绍此书：第一部分，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机器；第二部分，谈互联网的监控起源；第三部分针对巨头与监控者的关联；第四部分谈隐私保护组织与监控者的联系，最后是比较、评述与展望。

互联网之前的统计机器

一种方便且不会太离谱的、想象互联网之前统计机器的方式，是回忆上学时填涂答题卡的过程。每道题有许多选项，手持铅笔的我们，涂上自认为正确的一个。机器亦如此。19世纪下半叶，机器用于人口普查，每个人都对应一张小卡片。根据每个人的性别、种族、住地等特征，卡片上有很多“题目”。机器可以对正确的“选项”打孔，形成一张足以“画像”个体的小卡。设计比较科学的卡片，可在方寸之间，记录数十项不同的个体特征。

这种机器的运用，很快超出普查范围。我之前曾写过对征信史的介绍：旨在“监控消费者”的机构，热烈拥抱这一机器；保险公司的统计需求，也摆在那里。当时，围绕此类信息收集与记录，已有异议。不过，此类机器最为出名的运用，当属纳粹。如近年出版的《IBM与纳粹》所述：在协助纳粹高效造册、搜寻、屠戮方面，机器“居功甚伟”。

越战期间，因循当时美军内部的主导思维，对此类机器的需求与实用，达到了新高峰。这也是本书叙述的起点。越战伊始，美军开始注重以各类数据收集与分析手段，研究小规模冲突中的策略。典型设想之一，是在战场上遍布各式监视器，用以实时传递全方位信息。人民智慧面前，这一设想没有成功：干扰和欺骗的办法，太多。又一设想，是在广泛获取并分析当地人文化特征、心理因素的基础上，展开“心理战”：找出个体不愿支持美军原因；“魔改”当地传说，激发个体恐惧；或者，根据心理特征，设计劝诱策略，等等。为此设立的美国国防高等计划研究署（ARPA），“不像作战机构，而更像充满极客和数字的科研中心”。

设想多未成功。不过，量化研究思维，却长期延续下来。此外，研究过程也暴露了一类非常现实的需求：联结和协作。从监控地点到研究中心，数据传输仍非易事。内部，不同单位各行其是，机器操作五花八门，成果资源难以共享，沟通成本颇为高昂。军队内其他部门，联结协作需求同样存在：比如，为防备苏联随时可能发来的导弹，美军致力研究覆盖国内全境的雷达预警系统，并在1960年代早期产出了实用（但很快过时）的成品。

“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”

互联网的诞生

有关互联网的早期发展，基本事实已相当清楚：1969年，ARPA尝试以阿帕网联通斯坦福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。1972年时，互联网已联通美国全境，并可在美国与法国巴黎间通讯。原书相对有特色的部分，在于描绘了同时期的三类社会现象，仿佛对后来者的隐喻。

一是控制论及其实验。大致同一时段，维纳创立控制论，并将相应理论用于观察人与社会。人之层面，我们也是计算机。同时，伴随着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与外界交流的媒介，人和计算机之间，差异终将消弭。社会层面，悲欣交集。维纳的看法难言乐观：他将“会思考的机器”比喻为“原子弹”，担忧大规模失业与奴隶劳动的未来。然而，也有所谓“社群主义者”：从控制论出发，再混入各类自由思想，而发展出的“人机生态系统”，或许是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。此处代表文字之一，即是小诗《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》。不妨观其末节：“……我喜欢想象/（也一定会如此！）/一种控制论的生态/那里，我们再不必劳作/而复归于自然/回归我们的哺乳动物兄弟姐妹/这一切，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。”

悲观者，乐观者，都收获了颇为讽刺的结局。担忧失业与奴役的维纳，因反对大企业与军工的立场，“荣登”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名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控制论的创始人，得以直面社会层面的控制论。至于乐观的“社群主义者”，他们不仅写诗，他们还在落实。在新墨西哥州等地，他们置地，并建立小小的“人机生态社会”：人人平等互联，没有领导或集体，争议均由个体解决。设想虽好，很快，小社会中便弥漫着一种“莫名”氛围：人人平等，但性格强势者主宰一切；没有集体，则大家对时有之欺凌袖手旁观；生态和谐，营地里却总弥漫无处不在的恐惧——作者甚至颇为“大胆”地将此与监控社会下的恐惧相比拟。很快，社群都失败了。不过，这不是故事尾声：实验者里，不乏参与早期互联网研发的“极客”；1930年代后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成了互联网乌托邦里的“意见领袖”。

二是互联网的“新”用途。因小型冲突研究催生的互联网及研究思路，很快便“调转枪口朝内”，用来对付争取权益的非裔美国人和反战学生。从今日回看，除了网速、存储和算力稍显不足，故事乏善可陈：警方和安全部门不停地收集各类“不安定分子”的数据，再与其他数据打通，形成覆盖数十万、上百万个体，并包含上百类个人信息。按书中的原话，“所有人都急着数字化，急着匹配手头数据，急着加入这眩目的计算机革命”；在互联网加持下，秉持数据思维，他们不停分析抗议成因，试图找出（常常不存在的）幕后黑手；甚至，他们希望以先进分析方法，预测并提前扑灭可能的聚集。不幸的是，成效看来并不是很显著。

对当代读者来说，第三点就更熟悉了：无论是担忧隐私者的疾呼，还是互联网开发者强打精神的辩白，亦或是侵害隐私者面对监管者的满不在乎，都很难说有什么“时代印记“。实际上，如果祛除历史部分的趣味，重复这三类话语，实在有些老生常谈。担忧者：年轻人在ARPA周围抗议，称互联网”以科学之名，襄助旨在压迫的政治与情报工作“；报纸、电视、杂志发报道、做节目，用”章鱼触手“比喻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数据库，研究勾画个人信息收集的范围和规模，反复呼号”隐私将死“。对名字也叫“剑桥项目（不妨与‘剑桥分析’比较）”的开发者而言，文中几句反问，相当精彩：为什么抗议技术者不懂技术，总是误读开发者意图？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技术是中立的？为什么他们把一切都政治化？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，认为相应技术将用于政治控制？开发者甚至径直将问题答案归咎于“当代文化的滑坡”。最后，当社会呼声传至国会，议员提出法案、并要求情报部门说明情况时，侵害者先置之不理，再矢口称对大规模收集”不知情“，同时一切照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那个年代，也有勇敢解密的情报机关”吹哨人“，并一度掀起舆论热潮。

监控资本主义：“双螺旋”的“第一臂”

巨头有多样面孔。1984年，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点。在“网络空间”一词诞生的同时，初生的个人电脑，也以隐私为卖点：“‘个人电脑’将世界从《1984》的因循社会中拯救出来。”在没有作为广告发布的备选方案中，这一纲领更加明显：“确实，隐藏在大企业与大政府里的怪物机器知道你的一切，既包括你住的旅店，又包括你的存款。不过，通过给予个体曾经只属于公司的计算能力，我们正尝试平衡权力。”1990年代时，伴随“骇客、“极客”文化一时风行，《网络独立宣言》等文字，一度令整个硅谷陷入狂热。今日，尤其是2018、2019年连桩隐私丑闻以后，“保护你的隐私”，再次成为各大数字企业的宣传关键字。一以贯之，流行文化反复呢喃：巨头以技术颠覆世界，并在权力面前保护个体。

另一张脸则要“阴森”许多。与互联网一样：搜索引擎这一催生巨头的技术，诞生在包含监控与情报收集目的的“数字图书馆”项目羽翼下。初创不久，“911”事件发生时，创始人的第一反应，即是翻找近期搜索记录与日志，以协助确定袭击者身份与位置。同一时期，知名学者Hoofnagel已指出：商业用途的用户画像，军事用途的用户画像，二者间的所谓明确界限，更多是种幻觉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巨头致力于隐瞒实践中的数据收集与处理：反复对媒体施压，将隐私协议写得晦涩不明，成立“作战室“以扑灭保护隐私的立法尝试，等等。同时，自1990年代末至今，巨头与军事、情报机关间屡有合作、时受资助。依原作者笔触：”棱镜门“所揭露的事实，与其说是孤立丑闻，不如说是对绵延二十余年的友好关系的“一瞥”。

以上，即使互联网真有本来面目，我们也很难分清：哪一张是“素颜”，哪一张是“面具”。对此，作者的答案颇为直接：“监控”与“预测”，不仅是少数巨头商业模式的内核，也可能已成为整个互联网的核心。此处，作者描述，仍停留在用户以数据换服务的层面。不过，当前研究进展，已远远超出这一层面。以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开始质问：既然用户画像能够赚钱，手头画像的“分辨率”又已如此之高，那么，借助社会科学的思维和方法，“引导”、“助推”甚至“控制”用户的行为，岂不是可以令利润更加丰厚、也更有保障？当然，考虑这些进步只会加强，而不会减弱原书的判断。

不过，如果“阴森”一面确系互联网的（部分）真颜，巨头数十年间对隐私的断续倡导，又该如何解释呢？比如，“棱镜门”后，各巨头尽皆强调：提供个人信息纯属法律要求，既无一揽子共享，也没有系统性的后门；实际上，即使面临如此舆论危机，巨头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放弃“卫士”的形象。

技术问题是否能技术解决：

“双螺旋的第二臂”

如果巨头难以承担保护隐私职责，谁可以？依1980年代以来的“骇客”精神，技术是最可靠的选择。如果上网会被监视，洋葱浏览器是隐遁助力；如果担心交流没有隐私，各类加密聊天软件可为庇护所。阿桑奇、斯诺登、众多隐私组织……均交口称赞上述发明。技术，俨然成了通向理想世界的又一扇“窄门”。然而，疑云挥之不去。恰如原书后两章的反复诘问：如果加密真的可以逃避巨头与美国政府的监控，二者为什么还会长期资助这些技术？

温暖的公益意识，是可能解释之一；不过，另外一种稍显“晦暗”的假说，同样有部分事实支持。不妨以加密效果良好的聊天软件为例，有至少三类根据，阐明此类应用在军事情报方面的用处：首先，开篇提到的“心理战”之研究与实施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在企图影响他国政局的过程中，为活动者提供难以为当局所侦知的应用，无疑是令当局相当头疼的手法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即使假设情报机关无法读取活动者的聊天内容，只需知晓实时流动的信息方位与数目，已足以为影响政局者行多种方便；其次，电子反侦察技术日新月异。与其不停地和侦察对象展开“军备竞赛”，不如用一款广受认可的加密软件，将“不法”流量集中到一起，方便把握态势；再次，身处域外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，同样有加密即时通讯的需求。如果所用软件乏人问津，那么，使用相应软件本身即如”孤零星火”，太容易被发现。如果通讯软件受众广泛，用于传输各式各样流量，使用者暴露的概率，则会相应减少。盖因题材本身原因，对每一类论据，原书仅有零星证据：来自政府的资助，阐释应用功能的片段言论，部分关键人物的多重身份，等等。不过，这已足以让我们怀疑这些技术的“底色”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：“双螺旋”的“两臂”之间，亦有密切纠结。原书末尾指出：巨头需要对技术的乐观。之前，巨头曾“重拳出击”，打消在法律层面保障隐私的尝试；现在，当隐私立法呼声再起，强调加密技术的无限前景，可以分散注意力，给个体一种“我们可以且正在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、保障权力、重获控制”的感觉。如果大众真的相信此类技术的作用，如原书所言，这便放弃了“追求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”，而将隐私外包给加密应用；更加讽刺的是，这些应用的开发者与资助者，可能正是大众最愤恨的隐私侵害者。同时，技术也需要巨头：无论是资助还是知名度，都相当诱人。此外，如原书副标题“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”所言，从1950年代以来，无论主导叙事多么浪漫，其间总参杂着浓烈的“迷彩色”。

结语

名曰“硅谷”，实为“窥谷”，如此结论，注定将充满争议。作者讲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，尝试把互联网中盛行的乌托邦观念“拧”过来。公道地说，原书论证的严密程度，离“盖棺定论”尚有一定距离：所取材料或有过于驳杂之嫌；如部分书评指出，存有明显的选择性征引嫌疑；用组织或个体十余年前的性质或谈话，论证许久以后的命题，未必妥当；用组织中个体身份或言论，推断组织性质，等等。或许正是因为观念冲击力与论证强度间的如此“冲突”，已有书评的论断，同样在明面上“打架”：《纽约客》称之“苦口良药”，《卫报》则全文未见正面词汇。对此，以下中庸，或许是合适的定位：如果把原书目标理解为，论证互联网的“基因”是侵害隐私，原书不足以使读者相信这一点；然而，如果把目标理解为祛魅既有乐观叙事，消弭隐私方面对“技术中立或万能”说法的默认，这本书达到了举证的要求。

如果稍稍扩展一点，将本书与这两年的一些其他著作比较，或许还会有这样一种更加有益的印象：对隐私保护，很可能不存在简单答案。在之前评过的新书里，PrivacyontheGround告诉我们：简单地立法、细化、执法，效果未必好；今年出版的SellingIdentity则告诉我们，将隐私保护发展成商业模式的雄心，怕也不易成功；本书则质疑了技术的作用。再考虑近年来众多描述企业自律不彰的研究，法律、市场、道德、规范，网络监管的四根支柱，单独均不足以承重。如此，多管齐下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仅有进路。如果再比较50年前和如今前各方的反应，反思当时监管的成效，对隐私保护，也要做好“持久战”的准备：同样的错，或许还要犯不止一次；同样的话，或许还要说许多次。

（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中国社科院文化法制中心助理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