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盖茨基金会

　　我第一次撰写关于全球卫生的文章，是关于发生在我家乡南非的艾滋病危机。当时是1991年，我作为记者在《约翰内斯堡星报》（Johannesburg Star）发表的一篇报道中，介绍了专家们对可能暴发艾滋病疫情的悲观预测。之所以悲观，主要是因为当时缺乏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医疗手段。 

　　2002年非典（SARS）、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（MERS）、2014年埃博拉（Ebola）和2016年寨卡病毒（Zika）暴发时，世界同样没有可以应对的疫苗和药物。今天，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这一之前不为人知的冠状病毒，已导致全球超过10万人感染，而我们面临的仍是同样的挑战。 

　　任何威胁生命的疾病都令人焦灼不安，而没有相应治疗方法的疾病尤其让人忧虑。正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看到的，很多国家已经付出巨大的人力、经济和社会成本。盖茨基金会正在竭尽所能帮助减轻疾病所造成的负担，特别是减轻世界上最贫困人群所背负的重担——因为他们往往也是受传染病打击最严重，且是疫情过后最难从中恢复的群体。 

　　为此，我们今天携手惠康基金会（Wellcome Trust）和万事达卡公司，共同出资1.25亿美元（包括新增资金和已划拨资金），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。这笔资金将用于筛选和加速研发针对新冠肺炎的潜在治疗方法，并为后续大规模生产和全球推广做好准备。这一新的合作机制名为 “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（COVID-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）”，专业制药公司的积极参与将对其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 

　　流行病往往给世界带来巨大挑战。要想保护人们、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，我们就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——加快药物研发，并减缓病毒传播速度。治疗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感染，唯一的方法是使用抗病毒药物。然而由于这个领域目前尚属空白，我们只能针对出现的不同症状治标不治本，而不能像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那样较彻底地对付多种情形。 

　　新冠肺炎病毒及类似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，然而相关疫苗和药物的开发进展却相对缓慢。应对这样的挑战，私营企业和慈善组织可以携手合作，帮助降低生物科技及制药公司的财务风险和技术障碍，从而研发针对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。我们十分看好这种新方式可能带来的进展，因为基于我们过去在抗击其它流行病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，这类合作与协调往往能够取得成效。预防传染病最好方法是接种疫苗。在这个领域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（CEPI）。该联盟于2017年由德国、日本、挪威、惠康基金会以及盖茨基金会共同出资近6.5亿美元创立，英国、加拿大、埃塞俄比亚、澳大利亚、比利时和欧盟委员会等随后也相继加入。联盟的使命是大幅缩短为新发传染病开发疫苗所需的时间，并确保能以公平可及、可负担的价格推广疫苗。最近，一些公司能够快速启动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发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CEPI的大力支持和资助。 

　　今天，我们发起“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”的最终目标在于加速全球研发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方案，就像当年创立CEPI一样。而这需要政府、私营企业和慈善组织一起紧急采取行动，为快速研发、大规模生产和药物交付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和支持。 

　　正如比尔·盖茨先生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的那样，各国还应加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，以监测疾病趋势、发出早期预警。世界还需要在疾病监测方面进行投资，包括建立一个相关机构可以即时访问的病例数据库。 

　　在《约翰内斯堡星报》做记者是我第一份媒体行业的工作，我为当时的那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感到自豪，并至今保留着那份报纸。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文章的题目是《必须应对艾滋病幽灵》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（全球）并未对此采取任何行动。如果我们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犯下同样的错误，那将是不可原谅的。我很幸运能够带领盖茨基金会，并运用其财力、技术经验、专业知识，以及号召力，为抗击疫情不懈努力。我们也迫切呼吁全球各界并肩携手，为早日控制疫情的传播采取紧急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