猎云网注：破产重整作为一种企业挽救机制，正日渐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安排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正在成为企业治理结构和业务结构再造的一种机制。文章来源：清华管理评论（ID：tbr2013），作者：宋清华、郑家炜。

2019年底，两则关于企业破产重整的新闻广受关注，一则是曾经的明星企业沈阳机床股份公司完成了破产重整流程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投资18亿元，成为沈阳机床股份公司和其母公司沈阳机床集团的最大股东。另一则是上市公司丹东港破产重整的计划草案未获通过，需等待修改后的新方案再次提交表决组投票表决。

与管理学领域为人们所熟知的“企业重组”有所不同，“破产重整”是一个法律概念，是指在法院主持、利益攸关方参与下，针对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但又具有维持价值和再生希望的企业，经由债权人或出资人申请，进行债务调整和业务重组，以帮助企业摆脱困境、恢复经营。

数据显示，以我国为例，在2019年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的14家上市公司中，有7家被受理。破产重整作为一种企业挽救机制，正日渐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安排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正在成为企业治理结构和业务结构再造的一种机制。

破产重整是对企业“积极”的挽救

并不是所有申请破产重整的企业都适合实施破产重整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具备一定挽救价值和挽救条件的企业，才适合实施破产重整。

首先是企业的主营业务、主要产品、核心技术或营销模式在市场上还具有相当竞争力，其核心资产包括自主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，或拥有的其他资产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价值等。这些要素是实施破产重整的首要条件。

其次是保全企业、实现企业的重整发展，对于国家或地方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，对于保障就业、发展经济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，是需要挽救的。2009年美国通用汽车破产重整案、韩国的双龙汽车“回生”案都属于此类，前者事关美国汽车工业、对美国经济有重要意义，后者事关工会罢工、影响社会稳定。我国的一些企业破产重整，也有这样的因素。

对符合条件的困境企业实施破产重整，是一种“积极的挽救”，既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也有利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、保护现实生产力，有利于改善商业和金融生态环境、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。这种挽救企业的方式，让市场这只“无形的手”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，也让市场治理方式中法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对有的企业，其实不必等到濒临“破产”，才通过“重整”来延续其生命，因为到这个时候，可能就有些迟了。从企业管理来看，破产重整不仅仅是法律术语和法定程序，可以进一步提升为一种战略思维和管理方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破产重整和本世纪初流行的“企业再造”理论有些相似：一方面，两者都是因为企业出现了严重问题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推倒重来；另一方面，两者都是对企业发展的重塑性改造。由此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企业破产重整的认识，这既是企业财务结构的重大调整，更是企业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，后者更加集中体现了破产重整的终极意义。

通过重整解决企业治理结构问题

近些年来，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，有效避免了破产清算，相继恢复了生产经营能力，实现了重生和重振。比如，上市公司“中核钛白”，在启动破产重整后，经过几次引资，找到了资质良好、经验丰富的重组方，探索出了“托管+重整+重组”的模式，公司盈利能力得以迅速提升，一举摆脱了难以为继的状态。再如，上市公司“泸天化”，在经过破产重整后，摆脱了连年亏损和净资产为负的状态，2018年的净利润高达到3.52亿元。又如，上市公司浙江金盾集团曾面临近百亿元的巨额债务风险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破产重整，企业生产经营已逐步回到正轨。

从过往的案例看，企业破产重整所解决的主要问题，是企业资本和财务方面的问题。这两个方面都事关企业经营的根本，破产重整的目的在于让企业得以延续和发展，就必须对资本、资产和财务结构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重组，并进而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进行优化提升。

通常情况下，在企业破产重整中，法院起主导作用，承担保护利益攸关各方权利的“守护人”职责。其中，企业通常会聘用律师事务所来对接和配合法院的相关工作。但由于破产重整具有高度的金融和财务专业性，特别是有关资本的重置、资产的重组，尤其是重中之重，需要专业的金融和财务顾问，从专业视角，提供有远见、有深度的咨询服务。这类专业人士所起的作用，除了资本重置、资产重组外，还可以进一步向重塑企业治理结构延伸和拓展。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。

比如，在“中核钛白”破产重整案中，资深金融专家许美征，被“中核钛白”的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聘请为财务顾问，在整个重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她在企业重整过程中，首先深入分析了“中核钛白”存在的问题，发现该企业的业务基础和核心竞争力还是较强的，问题主要出在治理结构上，特别是由于出资人缺位导致管理层无人监督，从而频频出现管理层为谋求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最终导致企业濒临破产。鉴于该企业的实际情况，她提出的解决方案，并不是把资产移出上市公司、出售上市公司的壳，而是引入新的出资人，通过出资人角色的归位，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，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再造企业治理结构来实现企业管理的提升。

通过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来提升管理，在管理领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。前不久，上市公司格力电器的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将其持有的格力电器15%股份转让给珠海明骏，业内人士认为：“从长远来看，这将可以帮助格力电器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，激发企业转型活力和市场竞争力，实现企业价值链的整体跃升。”其股权转让公告发布仅半个月，格力电器的股价就上涨了近15%，可见市场明显看好这桩交易的预期。

前面提到的沈阳机床破产重整案，也表现出良好的势头。据媒体报道，12月9日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正式入主沈阳机床，拟投入的18亿元资金，其中7亿元将用于重整沈阳机床的两家全资子公司，即银丰铸造和优尼斯装备，剩余资金则用于清偿债务、补充流动资金。可见，新的出资人，在带来关键续命资金的同时，也促进了企业业务造血功能的重塑。

更加重视企业价值管理、战略管理

纵观中外知名企业的发展，基于金融和财务的价值管理、战略管理在企业治理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。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。2019年是美国通用汽车破产重整10周年，10年前的那场重整让很多人记忆犹新，如今的通用汽车已重新稳居全球汽车行业第一梯队。值得关注的是，通用汽车百年历史上的16位CEO，有一大半是财务或金融背景出身，包括2009年临危受命、带领通用汽车走出泥潭、完成破产重整的CEO韩德胜（Fritz Henderson），和现任CEO玛丽·博拉（Mary Barra）。

2019年，中国知名企业在选择接班人中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。阿里巴巴的马云在教师节宣布退休、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，由张勇接任。12月18日，联想控股集团的柳传志宣布退休、卸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，由宁旻接任。张勇和宁旻都是财务出身，都曾在各自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。这看似偶然，实则并非偶然。从本质上说，这表明这些企业对价值管理、战略管理的高度重视。

有学者做过统计和分析，在《财富》全球500强的企业当中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最高领导者是财务或金融出身，相当一部分有过CFO的经历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CFO通过主导公司财务战略，容易和业务、资金、体系流程、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产生关联，容易站在全局视角思考和把握问题，容易从价值管理、战略管理上引领和推动企业发展。这类人士通常既具备娴熟的业务统筹和整合能力，又具备高超的价值管理体系、战略管理体系塑造和协调能力。而这两个层面的能力，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关键性、战略性的转型升级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